闲来无事，翻看邮箱文件，竟然发现一篇于2010年5月保存的文章，用现在的话说是“太监”了，未完待续，写了一部分，后续提纲也列示了几点，挺搞的，当年写个博客，乱吹都打草稿，不像现在，乱写一气，都不修订，更别说提纲了。但确定的是，当时肯定是先在草稿中把能想到的先写出来，然后再整理删减切分，组成一个系列，发在当年负责的财经网站博客上，所以……。发出来乐呵一下：

中国经济发展路径浅思

中国改革开放也已经30年了，发展到今天，似乎遇到了一个瓶颈，是保持速度还是保证质量，又或是二者兼得，从这两年的宏观政策看，似乎是期望速度与质量兼得，但是要实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近期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究竟中国应该如何面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并施以可行的政策，当然这个问题很大，要涉及到施政的方向、旧有发展体系的改革乃至破除、社会经济观念的更新与更正、社会矛盾的化解以及如何保持已有的竞争力并培育更高层面的竞争力等等诸多方面。我把我的理解写出来，并借机整理一下个人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所考虑的一点感受和理解，与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想谈的是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依赖的竞争优势以及再未来如何保持现有的竞争优势，且如何进一步培育竞争优势，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层次。这可能会涉及到新旧发展思路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共存并平滑过渡、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如何扬长避短等多个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具有的最大竞争优势就是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人多价廉的劳动力市场。毋庸置疑，只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才能有助于经济发展，吸引更多投资，这个在未来也是同样需要，这里暂且不谈。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过去的时光里发挥的淋漓尽致，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高速发展，直至今天成为“世界工厂”，中国也伴随这世界产业转移而在经济上取得了神话般的增长速度。

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这种发展模式开始遇到越来越多的阻力，主要还是体现在成本上，劳动力价格随着需求的增加而上升，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开始逐步降低。当然，这种价格的上升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可以通过劳动力的熟练程度不断提高而提升劳动的效率来抵消，但当劳动力的学习曲线开始平滑的时候，效率提升幅度开始变的有限了，目前中国的加工制造业正面临这种困境。

在本轮大宗物品价格上涨之前，中国经济一直没有反映出资源的真正价值，粗放式经营占据的大多数的产业，造成了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企业遍及中国。随着各种原材料的价格的上涨、环保压力的增加等因素的积累，中国的经济模式面临继续发展无力的窘境，转变是当务之急，但当我们要转变时，却发现问题重重：常年来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很多企业无力承担产业升级的成本、地方政府政绩当前缺乏实质性的动力去下马不符合经济发展方向的产能、金融危机的冲击让政府实际上延缓了相关政策的执行、淘汰落后产能带来的就业岗位如何安置、保增长还是保质量的争论持续不断等等，使得眼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问题阻力重重，后续如何调结构，将是对政策层面的巨大考验，今后经济发展的着重点将直接影响到未来的中国地位，经济和政治很难分家，哪么中国的政治思路如何调整将对此形成至关重要的影响。

当我们在发展未来的经济的时候，一直有一种鱼与熊掌兼得的心态：既想保持现在的速度，又要平滑的过度到新经济体系中去。我想，如果想着都不妨碍的发展思路应该是一种奢望，基本上是不可能同步实现的，而是经济转型中的“阵痛”是现在承受还是推迟在未来承受而已。也许有人说一边我淘汰不符合发展方向的落后产业，一边我大力培育新兴产业，把旧产业的人转移到新产业中去，既保证了经济的发展，又不影响就业，及时多余的劳动力，也可以通过国家投资基本建设工程来消化。这种思路个人认为不可行，主要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落后产业淘汰后的富裕劳动力，是短时间内不可能适应新的产业发展所需的，必然会有一个类似上世纪九十年代下岗潮那样类似的过程，慢慢通过较长时间的再培训等工程来逐步吸收产业调整后的富余劳动力。

新兴产业的培育非一日之功，而淘汰落后产业尤其是三高一低产业已经是当务之急，否则中国的能源消耗以及环境压力等可能面临更大的压力，将对过去多年的经济成果形成反噬。这就会形成新的不足、旧的不能的断档区间，这一问题也将继续困扰中国经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

国家投资严格讲只是一个经济刺激和拉动工具，难以长期持续，且投资缺乏效率，只能是经济低谷的权宜之计。过去的一段时间，中国持续依靠国家投资来拉动社会投资，但效果除了拉动了GDP的增速外，对社会投资的拉动并未如预期那样出现，我们在“铁公基”方面的投入在持续一段时间后，将在短时间内无需再进行过渡的超前投资了，而且国家整体的财力也在面临着压力，对就业的拉动只是一个短期的效应，由此形成的产业链条难以持续。

由以上可见，鱼与熊掌在中国经济目前的情形下，难以兼得。改善产业结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而低级产业却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绊脚石甚至可以说是毒瘤，如果结合促就业来讲的话，低级产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毒品：看似拉动了就业但却在逐渐侵袭经济体系的健康。而产业升级目前来看也仅仅是一种愿景，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但是却又不得不进行，探索前进必然充满太多不确定性。如何进行？妥协于短期的工作岗位带来的社会稳定还是用短期的阵痛来追求经济的再发展？

个人认为，在目前的中国经济情况下，虽然产业升级是必须的，但是，根据中国的现状：劳动力多、劳动力整体专业素质仍需提高，全面淘汰落后产能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有保有压。所谓的保，就是要继续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或高耗费产业，鼓励社会资金继续投入到加工贸易领域，以安排就业保持现有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成本，借其庞大的就业吸收能力来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如电子加工、纺织服装、手工、服务业等等。但是对于三高一低行业，则必须进行严格的压制，行政淘汰加经济惩罚，如落后金属冶炼、粗放垃圾回收、低规模化工等等行业。

在新经济领域，个人并不赞同国家主导投资，因为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国家投资对产业升级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反而将财政资金的低效运营凸显无疑，不能忘记汉芯、麒麟之类的丑剧，国家应该在这个方向上给予倾斜政策，如税收、融资、土地等方面，这就足够了，用经济激励的办法鼓励社会资金流入新兴产业，当然，这一切跟现在国家实行的政策没有多大区别，为什么我们没有实现很好效果或者说没有达到预期期望呢？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回到前面说到的政治经济不分家的话题上了。

在以往的发展上，我们太追求“增”这个字了，从来没有真正去考虑“减”。我们的社会体系决定了“长官意志”的重要性，在落实到具体的官员行政时，这一点暴露的淋漓尽致，跟随长官意愿走“有肉吃”、“有官坐”，这也就成了官场的“金宝书”了，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进而就开始变味了，“政绩”被演变成了数字的罗列、城市的绿化、居民的“安定”、条条大路通北京了，在一片叫好声中，官员开始政绩、钞票两手都要抓了。在我们现今的升官靠“经济政绩”和“媚上”的体系下，官员必然不会顾大局，因而都专注于自己“领土”内的经济发展，只要“量”不要“质”就成了为官的潜规则，短视成为了这个官场博弈局中的最优，让他们主动做减法，那是割他们的心头肉，是不可能的，当然，风潮来临时，做做样子还是必须的，否则如何风口浪尖上出了问题就害了自己连累了领导了。现在考核官员政绩的另外一点就是社会安定，就业率是确保这点的因素之一，因此，管你什么企业，能够帮我安排就业我就上，这还是好的呢，很多是管你什么企业，能够给我带来私利的，上！这也就是接连发生官员受贿、入干股进而自己亲自圈钱的负面事件的原因之一了，因此在众多地方形成了利益捆绑式的经济恶圈。因此，目前的官场考核体系存在着巨大的问题，这种体系在未来经济改革过程中将起到直接的阻碍作用。如果说经济不破不立的话，政治体系至少官员的评价体系也是如此。

低碳也好，减排也好，环保也好，最终都是可以用“绿色经济”来涵盖，哪么要从源头抓起的话，考核官员的政绩体系也要更新，“绿色GDP”的口号已经喊了多年，现在看来仍不过时，只是我们在推出口号的时候没有把脚步跟上，造成“嘴前脚后”了。当然，这个体系的建立很难具体到每个细节，但是政绩公开是其中的一步，并切实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大政府”的国家，政府期望能够面面俱到，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政府职能同样需要做减法以提升执政效率，但是，过犹不及，加法也是必须要有的，针对政绩考核问题，我们就需要做一个加法：增加社会监督、动用各种手段落实、举报调查不在虚无缥缈、公示不在是面子工程等等，这就需要加强这方面职能机关的作用并给予更大更独立的权力，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动用高科技手段如计算机数据库结合卫星等监控整体的土地使用、污染排放等，把国土、环保、产业纳入到统一的监督中去，多管齐下并落到实处，让“问责”关注更多方面，不要有太多国防之外的所谓机密了，能公开的就公开，就看我们的施政者有没有这个魄力了，否则，失控的经济发展秩序最终可能会导致各种矛盾尖锐化。当然，社会发展史上没有绝对的公平，而且这也是不可能、不可行的，但是，社会追逐的公平是相对公平，并不是绝对公平，尤其是涉及到民生和财富分配方面。

之所以说公平，是因为很多人认为失业会造成社会不稳定，这个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们片面追求高就业率的时候，往往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会阻碍经济发展的更新步伐，。当然，过度失业确实会带来社会问题，带失业带来的社会问题更多是因为社会缺乏有效的公平机制或者公平机制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所以前面我提到要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提高就业，延缓淘汰落后产能带来的就业问题。这种淘汰必须是公平的、一视同仁的，也必须用近似严酷的手段去推动，任何仁慈的延缓都可能导致失败而重回老路，这就是前文提到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阵痛”问题，但是面对经济发展的原则性问题，本人认为，改革带来的失业是暂时的，也是必须的，只要这种操作是一视同仁的、公平的，则社会层面的反弹是可以被消化的，更何况还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进一步平衡，不应该出现借机改革而肥少数人损大多数人的情况，“不患贫而患不公”乃至理，现在在执行层面的不公正在积累更多的社会积怨。。

既然要确定落实淘汰落后产业的政策，哪么我们就不得不再次回到政治层面，也就是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着眼点，即前文提到的“保速”还是“保质”。个人认为，中国政府现在已经不宜把保经济增速放在第一位了，保速度这么多年了，已经积累了太多的问题，就如前文所述一样，需要调结构“保质”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施政的时候，要有宁肯减速甚至暂时失速的魄力来对待目前经济存在的诸多问题，就如股市，在连续上涨之后，需要调整一下节奏，整理一下或者下跌一下，用这种方式来消化市场压力，放在经济上，就是用调整的方式来剔除妨碍经济更好发展的毒瘤产业或管理方式。在这方面，我们的政府已经有过教训了：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中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过热现象在各个领域都有苗头了，政府借机对三高一低和房地产等行业进行了严厉的打压，但是金融危机到来之后，为了实现政治上的保八任务而实际上取消了之前的调控政策，政策缺乏持续性，导致09年调控行业全面反弹，地方政府借机取消了对三高一低行业的处置，这个或许不太容易感受到。但是房地产市场却是一个活生生的反面例子，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08受压的房价如脱缰之马，狂奔不止，面临失控的局面，政府不得不在10年再次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这种朝令夕改的施政方式，虽然短时间市场会给予回应，但是现在太多人怀疑如果房价下跌，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会不会再次出台宽松政策？政府施政缺乏连贯性的弊端已经得到了显现。

对于要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政府必须改变自己的经济发展思路，转换思维，并且不能仅仅停留在表层，而是要落实下去，对于违反经济发展的落后产业必须要严打不止，强制完成产业升级，不留有余地，哪怕产生大量的失业也要用铁腕的政策去完成，这就是要有敢于承受“短痛”的魄力，用发展的眼光建立全新的问责制，涵盖绿色问责、持续发展问责、安全问责等方面构成的“综合执政问责制”就需要建立。经济发展必要的时候也需要以退为进，避免出现在一片歌功颂德中突然死亡的悲剧。

再次我们回到前述的公平问题。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公平问题需要考虑：一是前文提到的在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中，短时间内可能产生大量的失业，这就到了考验我们“施政以民为本”的时候了，产生了失业不是天塌了，但是如果社会保障跟不上则就真的可能产生诸多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政府财政在这个时候就要发挥其作用，要保障失业人员一定时间的基本生存所需，充分引导失业人员再就业，必要的要给予再上岗培训并奖励吸收再就业人员的经济体，正是“失业不可怕，漠视才可怕”，到了“以百姓为刍狗”的层面则危险重重；其二就是这种改革，必须在企业层面是公平的，产业升级绝不是简单的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而是制定并落实税收、环保、安全的准则后，给予平等的机会，非国企优先也非官商勾结，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监管和自管，而非一刀切，政府的好大喜功和过于掺和都非长久发展经济之计。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现在太多产业在打着调整的结构被国企和官商勾结的企业所瓜分，如山西的煤炭整合，这个整合是必要的，但是一刀切却直接损害了许多民营企业的利益，说强取豪夺并不为过，虽然民营煤炭企业存在诸多问题，但政府的监管在设立行业安全等方面的标准后，至少应该给予民营企业以自由整合的机会，只要他们达标，则应承认其地位，保持产业内资本构成的多样化，同样问题也适用于稀土等矿产资源的整合上，用行业标准和税收等经济方式调节绝对好于推卸责任式的生硬政策，就事论事，违规者查，合法达标者存，这才是一直标榜的“特色市场经济”应该有的发展模式；当然，这个方向上也适用于反向，内外勾结侵吞国有资产是社会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如钢铁整合，在爆出建龙联姻通钢事件后，通德收购西林钢铁也在近期被质疑，无不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此乃人治且缺乏有效监督制衡的结果，也是大政府体系下的弊端，市场应该是有能者居之，中国未来的经济体系重整，不仅在市场层面，政治体系方面也同样需要反思且有忍受短痛的魄力来割掉腐肉或毒瘤，“日省吾身”不仅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执政党，“轻则失本，噪则失君”箴言不仅仅适合世袭的政体，也同样适合于现有政体，民主集中制若发展成网语“天朝”则危险，更别提发展经济了。

我们在发展新产业、推动新经济的时候，需要遵循“企者不立，跨者不行”的道家哲学，凡事都有一个方法和速度的问题，路不对则走弯路，速度更是需要把握，欲速则不达。现在，在“长官意志”的带动下，各地为了争政绩往往一窝蜂的上马所谓新兴产业，有点类似大炼钢铁了，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过犹不及，好事变坏事了：物联网、区域开发、新能源（太阳能、风能等等）等等莫不如此，好高骛远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各地火一样的热情无非两个目的,争取国家扶持资金和为官一任的政绩，炒饭最终变冷饭，不仅没有有效推进经济升级，反而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其实这种经济升级的思路是一种“跑偏”，经济升级不代表就是一定要追求高精尖的技术发展，当然这个也是必须的，打造传统优势产业的产业链更是眼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条必须之路。前文说到过要鼓励人力密集型加工产业的发展，绝对不是要让自己始终位于低附加值的层次，而是在保持相对竞争优势的同时提升整体经济的附加值。

以我们传统的优势项目纺织业为例，在很多人包括地方政府的眼里，纺织业是一个初级加工产业，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缺乏足够的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但是，如果我们转换一下思维，从纺织业上下游的产业链来看，如果我们做好了，产业链的经济附加值未必比新兴产业低：纺织业上有链接着棉花种植业、化纤业等，下游则有成衣制造、商品分销以及物流等产业，更高端还能牵涉到国防等高精尖行业。而眼下的中国纺织业，仅仅进行了简单的加工出口，下游的成衣制造也仅仅是代工而已，其本身没有打造出一流的面料品牌竞争力，而上游的化纤等行业的生产也仅仅是满足于生产而已，并没有一个类似“莱卡”这样的品牌，而中国的氨纶等产品，本质上比“莱卡”能差很多？这就是附加值的开发问题。下游的成衣制造从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尤其是在出口领域。如果我们能够在保持现有相对竞争力的情况下，着力打通行业的上下游产业链，则由此将带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附加值，摆脱在全球领域受制于人的现状。对此，国家应调整现行的税收等策略，在不影响相对竞争力的前提下，逐步降低对简单出口加工企业的退税率，增加自有品牌的退税率，当然，这个过程会很长，但施政就是应该着眼于长期发展。如果中国自身在国际贸易上不能打通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链，则永远无法摆脱低端工业的现状。汽车、家电、电子产品具有更长产业链的行业更是如此，无论政府还是市场投资者，都不能仅仅看到本土品牌的缺点和海外自有品牌开拓带来的亏损，风物常宜放眼量！

说到出口，就不得不谈谈中国目前在国际贸易首尾两端受制于人的现状了，近年来这种情况变得更加明显。改革开放之初，无论在财力上还是熟练劳动力层面上，我们都只能在国际贸易环境上从事初级加工环节，但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有了一大批熟练劳动力和专业人才，并且已经成为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但是在国际贸易上仍未摆脱简单加工的这个环节，也许我们的产品层次在上升，但是地位未变。